二叭子植物園、獅子頭山、土牛溝

初聽到「二叭子」此名稱時，即引起我的好奇，經上網查詢方得知此地名的典故。原來「二叭子」的地名乃係因早年位於新店獅子頭山的方向，群聚的泰雅族人有「出草」的習俗，當年泰雅族人從三城湖沿著山腳攀登到此仍不知正確名稱的山區時，共割去了28個人頭，因此後來的居民便以「二叭仔」這個名稱，意有所指的泛稱此一難以界定範圍的山區。據載二叭子的山區開發較緩慢，且是山區散村型式，因此兩地住民來往、聯繫的「古道」，應該仍是存在此荒山漫草中、、。

依著媒體報導的訊息，週日清晨梁山兄弟們約定前去探訪新店二叭子植物園區旁的「華城古道」，然卻是敗興而返！眾人猜測，有恐是媒體記者並未真正深入古道路線的探勘、求證，僅是聽聞片斷的言語或文字，就發佈政府擬重闢此一古道的報導；也或僅是一則「議員政績」錦上添花的「擴張報導」而已。總之，所謂的古道，不管是位在何處的起點，應該都還是荒廢在草漫的原始狀態中，非為媒體所佈告「、、古道大部分路段原始鋪設石階，現在不僅還存在，許多路段還保存得相當完整…」。抱著熱切心意來訪的一行人，只好在樹蔭下，看園區遊客「人肉烤」的特殊奇景！

一行人再續前行，循廣興路、過紅瓦屋土雞城右轉走小坑路從東稜進山的反向而行的登山路線，是有異於一般的登山客，採從新潭路進到鹿茸園的登山口，再從獅子頭山北側山谷登上北稜，縱走獅子頭山峰頂的路線。此段山路呈陡峭狀坡度，又是彎延的小路，實需有高超技術與高底盤的車輛，行來應才會有輕鬆愜意的悠閒。果是如此，一行人抵達「獅尾」入口處時，Tony先生的紳士型轎車已耐不住陡上坡的操勞，向主人發出冒白煙、狂吐綠色水精液的抗議；從沸騰的水箱怒氣沖沖的樣貌觀察，此一「降溫」的費用，應會讓Tony先生的荷包失血不少。

此一悠遊的登山路線，我曾於年初春夏交替之際，二遊「獅子頭山」，惟因當時或因天候因素、或因個人懼高因素，僅都是尋到「觀獅坪」的位置而已就半途折返。今日因緣機巧能再度重遊，且有眾多梁山兄弟壯膽，心下就勉勵自己一定能全程走完高聳的枕木階梯！惟已探下兩段較小的枕木階梯後，當探頭往下俯看拔地而起、最陡長的那一段枕木梯時，止不住的驚嚇感覺，仍是令我再度回返的「障礙」。就此短短一段枕木的障礙心而言，竟是發生在一個熱愛旅遊、且也經常搭乘長程航班、走過無數個國家的遊子而言，其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，應是不下於初始聽聞我未曾走過魚路古道的驚訝吧！

早已歷盡歲月摧殘的斑駁「防蕃石碑」，清楚的記載著明治35年12月台灣「採腦拓殖合資會社」得到官方允准，將於此山區製造樟腦油，卻擔心泰雅族人會前來出草鬧事，乃與官方議定、擴張隘勇線的文字記載時，我心中已些許的情緒騷動著、、。「防蕃石碑」過後一行人採右下行，經過一片人造杉林至小溪旁的路段，是我一向喜歡的幽靜山區路線。涓細清澈的溪水旁，大夥兒紛紛拿出空的水瓶裝水，以便幫Tony先生的「渴車」灌飽水份。再爬升抵稜線上，日據時代為防範泰雅族人出草的「隘勇所」現眼前，一行人暫且於此處休息，聽法賓老師「講古」。

此處原是泰雅族屈尺群的獵場，300年前左右漢人陸續來到台灣開墾，大部分的土地是向原住民租借的，但是也有許多的漢人以不正當的欺騙手段，侵佔原住民的土地，再加上彼此的種族不同、語言相異，風俗習慣也不相同；漢人又隨著開墾的範圍，日漸逼近原住民的勢力範圍，因此「原、漢」雙方不時發生流血衝突事件，被殺死的漢人數目相當的多。故始於乾隆治理初期，便於山區稜線廣闊處設隘勇駐防，以漢人或客屬移民應聘充當隘勇，並頒布、分配墾埔地讓前述百姓自行耕收，或者以支領隘租的方式以維持日常生活，此便是創設「隘防制度」以堵禦生番擾害、保護漢人的開始。

聽聞著法賓先生為大家詳細的「講古」，再對照之前我獨行前來時，所收集到的資料，終是對此一山區原住民與漢人、日軍對抗的往事，有一較完整的概念存在。站在「隘勇所」前方樹蔭下，一邊觀看已荒蕪的石厝遺址時，我內心裡的思緒，已轉進今年初曾隨「週週」的陳老師探訪「土牛溝」的往事回味去了。「土牛溝」一詞，始於康熙61年（西元1721），當時清廷統治台灣初期，漢人一批批來到台灣拓墾，漢人常強行越界開墾原住民的山區祖產，引起原住民更多的「出草」行為，雙方常有糾爭、死傷無數，故原住民立石為先，禁止漢人踰越偷墾。之後，清廷為防止漢民繼續窩藏於「番地」大肆掠奪原住民的土地，更為使「生番」不能逸出為害漢人，乃在山區挖溝築立一條『長2丈，底闊1丈，高8尺，頂闊6尺；每溝長15丈，闊1丈2尺，深6尺；永禁民人逾越私墾』的「番漢界」，此一山溝所挖出的黃土堆，一堆堆的土丘遠看像牛背，當時俗稱為「土牛溝」。

乾隆15年（西元1750），閩浙總督喀爾吉善釐定後來被稱為「土牛藍線」的邊界，懲治以欺騙或暴力取得番地的漢人豪強，對原住民展開保護。「藍線土牛溝」的建立目地，是為了把「生番」跟界內漢人、「熟番」等區隔開來。「生番」界的區劃比較容易，因為三方的界線是以「生番」會獵取人頭這一點強制區隔開來，惟「界內」的區劃就比較困難，因為漢人跟「熟番」的關係有合作、又有衝突，常常就有土地利用、租佃等等複雜的關係，要區劃不是那麼的容易。『乾隆20年前後，清朝官員高山來台訪查，提出了著名的奏文：[使生番在內，漢民在外，熟番間隔於其中。清界而後，漢民毋許進入山根，生番毋許擅出埔地；則彼此屏跡，斷絕往來，自不致生釁茲事矣]。清乾隆23年到25年間，清朝又建立了「土牛紅線」，將藍線向北推移，並將原住民部落遷移到此一邊界的兩側，給予土地所有權與收租的權利，這就是所謂「番大租」，從此，原住民成了地主兼替清朝守衛邊疆的傭兵』。據說築好土牛溝後，番、漢雙方還時有械鬥，原住民因為有土牛作掩護，往往佔了上風，從康熙年間至乾隆年間，「土牛溝」的範圍前後調整數次。而當時的漢人並於「土牛溝」外圍約10～30公里間，擇靠近內山之要口處置「隘寮」，派駐隘丁守望，以防阻生番的出草與襲奪。「土牛溝」的築立果然維持了一段雙方和平相處的時間，但隨著時間的推移，漢人仍舊一步步往山區推進，土牛堆和土牛溝也逐漸被入侵的漢人挖平了。惟此一「土牛溝」漢、番界的隔離制度，與「隘勇所」的保護漢人制度，雖區別於保護對象的不同，但卻是政府秉持同等對待同種人民的公平態度所制立的典章制度。

當日我與「週週」的夥伴隨同陳老師，一路從鶯歌開車到楊梅、再開回鶯歌，辛苦的比對古地圖，想尋找出台灣北部最北端的土牛溝遺址。據陳老師蒐集的資訊得知，當時大溪地區的土牛溝起於鶯歌的尖山→大湳→八塊厝（八德）→埔頂→南興→東勢→南勢→安平鎮（埔心）一帶為止，自北而南蜿蜒數百里之長，稱得上是一件相當艱鉅的工程。遺憾的是，此一位於鶯歌與桃園交界邊的土牛溝，經過歲月的流逝，以及隨著農地重劃與公路的拓寬，所謂的「土牛溝」不是中段被馬路所橫貫；就是原溝已加蓋成為家庭廢水的小水溝；或被開發成農田，或是移為軍事基地所使用著，僅見在楊梅的「味全牧場」內設有土牛溝碑誌，以及幼獅工業區路邊一間小土地公廟後方的小土丘，見證著以前北部地區曾築有「土牛溝」的唯一代表物了。

長期以來，不爭的事實是因為主流族群的歧視、日本殖民主義的欺壓，以及外來政權的同化政策下，嚴重的破壞到台灣原住民族的部落自主特色。再加上原住民向處偏遠山區，資訊不夠發達、教育無法深入普及，總是處於最最下策的討論中。倘翻開台灣歷史中，「原、漢」互動的關係就可以明白，不論是在漢人或是帝制統治下的台灣史中的角色，台灣原住民族是從來沒有被平等對待過的族群。雖或有人曰：是原住民自己不知珍惜與不思勤奮向上的惰性使然。然持平論，台灣的原住民始終是處在「他人」的位格上被要求與對待的，我們曾真正公平對待過台灣的「原住民」嗎？不論早期「土牛溝」、「隘勇所」的設立，或是清朝時代積極推動的「開山撫番」政策，雖可看出是為保障不同族群權益的用心，惟擬定的「官紳合作型」政策，最大獲益者仍為漢人、台紳，當局者僅憑藉紳民之力，將統治權深入山區，充實國庫開發的利源，其用心可議。即使近幾年觀光休閒興盛以及流行歌手崛起的正負面影響，社會大眾仍對原住民始終停留在「豐年祭」、「熱情」、「能歌善舞」與「酗酒」、「生活散漫」、「社經地位低」等兩極矛盾的刻板印象上。在此文化隔閡的了解下，不僅阻絕大眾欣賞另一種族群文化之美的機會，更無法以同理心融入多元文化發展的社會。